国际商报记者 洪剑儒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在受访专家看来，此举不仅是保障食物供应总量的需要，更是提升供应链韧性、防范外部风险的战略举措。同时，这也将有助于中国在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提升对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参与度与话语权。
多元均衡优势显著
有力支撑深化扩容
“回顾‘十四五’时期，中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在来源拓展、结构优化与制度供给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学君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在王学君看来，首先，进口来源更加多元，空间布局更为均衡。除继续稳固与巴西、美国等传统农产品出口国的合作外，中国加快拓展中亚、东欧等新兴来源地，大豆、玉米等大宗品种的供应格局进一步分散。其中，“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中国农产品进口体系中的地位持续上升，2024年进口额超过1400亿美元，占比达到65.3%，多元来源体系的区域韧性显著增强。
其次，进口结构持续优化，更加契合国内消费结构变化。在大食物观的指引下，进口品类从传统主粮逐步延伸至多元化蛋白和特色优质产品，牛肉、羊肉、乳制品、水果、水产品等非粮类农产品进口快速增长，既满足国内中高端消费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以饲料粮为核心的进口高依存度结构，使整体进口组合更加多层次、更具适应性。
最后，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为多元化发展奠定了更为牢固的制度基础。RCEP等自贸协定的落地实施以及“一带一路”框架下农业合作的深化，推动了关税减让、原产地累积规则优化与通关便利化等制度性安排的全面提升，使农产品进口多元化从单一的市场扩展升级为覆盖规则协同、流程优化与供应链联动的全链条式提升。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林发勤也向国际商报记者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农产品进口结构呈现出更加分散、安全与高效的特征。一方面，进口来源国持续拓展，来自南美、东盟、大洋洲、非洲等地区的多类农产品快速增长，形成更为均衡的贸易格局。另一方面，制度型开放不断推进，动植物检疫协议、标准互认与进口准入实现突破，显著缩短了通关与检验周期。与此同时，支撑多元化的基础设施能力明显增强。沿海主要口岸的冷链物流、保税仓储与跨境电商进口中心布局更加完善，部分地区已形成辐射全国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企业层面，新型采购方式、境外产地合作与长期供应链建设稳步推进，增强了关键品类的供应稳定性。
“总体而言，‘十四五’时期奠定了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的制度基础、产业基础与通道基础，使中国农产品进口变得更稳、更广、更优，为‘十五五’时期的深化与扩容提供了有力支撑。”林发勤总结道。
继续扩大制度型开放
强化供应链管理能力
林发勤表示，要在“十五五”时期切实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需要在国家、地方与企业层面形成协同发力的系统性工程，并围绕品类多元化、运输方式多元化与对象多元化同步推进。
首先，从国家层面来看，应进一步完善战略框架，明确重点推进的农产品“品类多元化”方向，既要巩固粮油、肉类等大宗品类的多源布局，也要在水果、乳制品、深加工食品等领域加快拓展新来源国。与此同时，通过扩大国际准入范围、推动检疫协议签署、加强《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的合作，不断拓宽中国的贸易伙伴多元化格局，使更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潜在、稳定的供应伙伴。制度型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是构建可替代性强、风险分散的供应体系的关键。
其次，各级政府部门在推进进口基础设施建设时，应将“运输方式多元化”纳入整体布局。未来不仅要提升海运冷链、港口仓储与快速检疫能力，还要加强中欧班列、生鲜空运、海铁联运等复合型运输体系建设，提高运输灵活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优化口岸运营效率，为不同产品特性匹配更合适的运输与通关方案，使多元化能够真正落地。
在企业层面，采购理念同样需要围绕“对象多元化”全面升级。大型企业可利用远期合同、期货工具、海外布局和合同农业等方式锁定产能与货源；中小企业则应在国家与行业平台支持下，依托贸易保险、信用工具和市场信息服务降低参与多元化采购的门槛。此外，通过强化数字化和可追溯体系建设，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透明度与食品安全水平。同时，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需要发挥监测分析与政策咨询作用，围绕产品结构、来源国集中度、运输风险与价格波动等关键指标建立动态监测体系，形成政策预警和评估机制，为政府与企业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的核心在于构建稳定、可靠且具有韧性的全球供给保障体系，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对外合作与风险共担机制。”王学君分析称，具体而言，应继续推动多双边农业贸易协定的谈判与落实，与关键农产品出口国建立互利共赢的长期合作框架；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贸区网络等制度性开放平台，持续扩大农业对外投资与国际合作，提升中国在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中的资源配置能力与议价能力，从源头上增强重要农产品的国际供给稳定性。
此外，王学君建议，作为进口多元化的直接实施主体，企业应进一步强化供应链管理能力、风险识别能力与全球化经营能力。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提高供应链情报能力和采购决策效率，优先选择地理分散、风险相关性低的国家开展进口，推进进口渠道的分散化和风险对冲。另一方面，应鼓励大型粮油、饲料、食品加工等龙头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在重点农产品主产区建立长期采购机制、稳定的生产合作基地与海外仓储物流网络，增强企业对上游资源的掌控力，降低对单一供应国或单一运输通道的结构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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